编者按：六十余载祭忠魂，云阳儿女多英烈。忠贞不悔跟党走，唯留余生教后生。今年是重庆中美合作所“1127”大屠杀62周年的日子，每每翻阅云阳人黄楠材、刘石泉、石文均、盛滕芳、陈作仪、盛超群、荀明善、赖德国、师韵文等9人在渣滓洞英勇牺牲的事迹都会掩面而泣、不忍卒读。笔者近日采访了“1127”大屠杀中的幸存者——87岁高龄的云阳人郭德贤，更知晓了“1127”大屠杀的惨烈、幸存者出逃的艰辛。现特编此文，以缅怀先烈、不忘历史、警醒世人、激励后人。
从军统秘密监狱逃生的郭德贤
郭德贤被捕前的工作简历
郭德贤，1924年生于云阳县云阳镇一个小地主家庭，懵懂之中耳濡目染了其表叔和两个哥哥的一些革命活动，并帮着他们看门、送信、做红旗。35年初，云阳发生了振撼川内外的工农武装起义，看到在她家住过、这次起义端着枪冲出去却再也没有回来和起义失败后受伤落入敌手而被刽子手活活剥死的场景，让她幼小的心灵充满了仇恨。抗战后，郭德贤受其哥哥、老师林向北的引导、培养，逐步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共产党，1939年在云阳女子师范学校经林向北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曾在云阳南溪小学任教。1940年初，郭德贤等人在中共党员身份很可能暴露的情况下，她在其母亲病逝的第二天与彭咏梧等人一道撤离了云阳，从此辗转于万县、重庆、泸县、成都郊区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以教书、做小生意、“家庭妇女”等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具体负责保管党的文件、党员名单、党报，传送信件，站岗放哨。1944、1945年在川康特委工作的郭德贤随着小女儿小波、小儿子小可的相继出生，经济上的拮据和保密工作的要求，她肩上的压力更大了，自觉未能干出惊天动地的革命工作，思想上一度非常苦闷，好在在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①及时的帮助、引导下逐步走出了困惑。
1949年1月14日早晨郭德贤在烧毁好文件、向她的上级马识途发出撤离信息后，国民党特务将她及其两个子女一同带走。郭德贤先被关押在成都一秘密看守所，在敌人审讯一无所获后，母子三人被押送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一个星期后，在又拒不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一家三口被关进了臭名昭著的白公馆，开始了暗无天日、倍受摧残的囚徒生活。
从白公馆虎口脱险
1949年11月27日这个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日子终于还是来了。临近重庆解放，白公馆日益笼罩在死亡的气氛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同志被拉出去杀害。大家都预感到重庆解放的时候，也是革命志士为党为国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时候。黄显声将军是第一个被提出去枪决的人，他刚走出牢门，郭德贤的两个孩子就冲上去抱住他的两条腿要糖吃。黄显声无奈地笑了笑，摸摸孩子的头便从容地走了出去。大概不到l0分钟，就传来了凄厉的枪声。随着一批一批的难友被拉出去枪杀，整个监狱都沸腾起来了。大家歌声不断，呼声不断，难友们都发自肺腑地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她激动地跟着大家一起喊口号，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看着在地板上熟睡的两个娃娃，她心中顿生一股悲凉。她多么渴望他们能够活下来，过上普通孩子一样的生活。如果可以，她宁愿自己身上多挨几颗枪子，只要能留下这两个无辜的生命。可是现实就是那样残酷，由不得她选择。就像最后的告别似的，她俯下身抱着孩子吻了又吻，泪水滴到了他们温暖的小脸蛋上。
随后，她拿出平时珍藏的一支铅笔和一张纸，把小孩的名字和她的名字写在上面表明了他们的关系，再将纸片装在一个废旧小铁盒里缝到了女儿小波的棉袄里。她想：如果她被国民党枪毙了而小孩子活着出去，人家就会知道一个叫“郭德贤”的是他们的母亲。假如他们母子三人都殉难了，收敛遗体的人看见了也会知道这两个小孩是她的，至少能将她们埋葬在一起。随后她起身换上了自己的衣服，静坐在牢房地上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当时她想，她就是死，也绝不穿国民党的囚服。
就在这种生死未定的焦灼等待中，她熬到了后半夜。突然楼板上传来了“笃笃、笃笃”的响声，她想肯定是特务来提她出去枪毙了，便拉着两个孩子站了起来。然而出现在她门前的竞是难友罗广斌②，她茫然地愣在了那里。他迅速把牢门打开，对着惊魂未定的她说了一声“郭姐快跑，特务撤了”，便指挥另外一名难友周居正③背着她的大女儿小波，带着她和小可冲了出去。后来她才知道，原来是他们策反看守杨兴典④成功，将白公馆剩下的难友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率领大家一起逃出。
她便跟着难友们一起往外跑。由于长期在监狱内关押，根本不知道周围的地形，大家刚跑出去，就被白公馆马路对面还未来得及撤退的机枪手一阵盘问：“你们是哪里的？”周居正机智地应答道：“我们是二处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本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了，敌人却突然询问口令是什么？大家自然答不上，敌人立即开枪射击。难友们为了逃命只好扭头往山上四散跑开。
她背着小可不顾一切地冲进后山树林深处。不知道死亡的恐惧，也不知道疲惫，一种求生的本能支撑着她不断向前！背着孩子不知跑了多远，直到几乎听不到敌人急促的脚步声她才停下来歇气。她气喘吁吁地摸摸小可，又摸摸自己，“还好，没有受伤！”正庆幸时，却感到脚底传来一股钻心的疼痛。原来疯狂逃命时，她的鞋子跑丢了，脚早被山中的碎石、树杈划得血肉模糊，再看看四周，才发现一起出来的难友们都跑得不知去向，身边只有小可。她紧紧地将孩子搂进怀里，似乎害怕他会突然消失。寂静的荒野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她突然想到了女儿小波。
正当她焦急万分时，忽然听到不远处小波喊了一声“妈妈”。孩子没事！她强压着心中的喜悦却不敢应声，怕被追兵发现。小波也只喊了一声，估计是被周居正捂住了嘴。不过她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不知过了多久，四周依然沉静，渣滓洞方向天空隐隐泛出火光和烟雾。此地不宜久留，她强打起精神，光着脚，背着小可，一步一摸地爬上歌乐山。
不知翻过几个山头，天色已明。山间雾霭，林中鸟鸣，农家炊烟，一切都那么恬淡而生气勃勃。“总算回到人间了！”她无比激动，放下背上已睡着的孩子抱在怀里，瘫坐在山坡上，虚脱的感觉袭遍全身。漫长的奔逃，耗尽了她所有的精力。她带着儿子在歌乐山上流浪了两天。11月30日，她听说重庆解放了，才辗转进城，找到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并见到了罗广斌等先期抵达的大屠杀脱险同志。九死一生，劫后相逢，大家一个个热泪滚滚，喜极而泣。然而她却没有见到她最想见到的那两个人——周居正和女儿小波。她四处打听，大家都说不知道，罗广斌安慰说，估计因为重庆刚解放，世面混乱，为了安全，周居正带着孩子在乡间避难，过两天就能有消息的。
几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女儿的消息，她寝食难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便再次找到罗广斌询问情况。在她的再三追问下，他才道出了几乎令她崩溃的实情：大屠杀那天夜里，周居正背着小波逃命时，跑错了方向，正往下坡方向跑时绊了一跤，小波被摔出去老远，自己滚翻到坡下。当时，四周漆黑一片，他摸了半天没有找到孩子，又不敢喊，更不敢留在原地，只好独自钻进树林跑了。丢了孩子后周居正十分内疚，感觉没脸见她，将情况告知罗广斌后就走了。罗广斌原指望有奇迹发生，小波会被哪个好心人捡到给送到这儿来，这样就避免她无谓的担心，可孩子却连一点踪影也没有。后来他悄悄动员了几十个学生，上歌乐山分头寻找，但几天下来仍无一丝线索。当她听到这些情况后，伤心得眼一黑就昏了过去。
醒来后，她泣不成声：“孩子才5岁，我怎么对得起她呀！跟着我没确过上一天好日子，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却又出现这种状况？万一碰上坏人怎么办？”此时，重庆解放了，地下党组织也积极帮忙寻找，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特征是穿红色毛线裤的小女孩。地下党领导决定扩大寻人范围，在《大公报》上登广告。一天，两天，三天……小波还是没有出现。“女儿，你在哪里啊？”她心急如焚。
正当她几乎快绝望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一天，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带来一个小女孩突然来到脱险同志联络处。她一看，顿时喜出望外。那不是小波吗？她还穿着那条红色毛线裤！失而复得的喜悦让她抱着小波痛哭起来。
原来那天夜里，小波被摔下来后，浑身疼痛，背自己的叔叔也不见了，吓蒙了，本能地叫了一声“妈妈”。但她看见四周漆黑，只有电筒光乱晃，便十分害怕再不敢吱声。后来又冷又困，蜷缩在荒草丛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小波茫然地走到公路边，一队国民党士兵看见这个“没人管”的小孩便把她拉上了车，在精神堡垒(即今天的解放碑)将她放下。人生地不熟的小波无处可去，只能到处游荡。天色将黑，饥肠辘辘的她走到了当时的重庆第一大戏院门口，蹲在一个水果摊旁眼巴巴地望着摊上的东西。摆摊的妇女叫王素珍，见小孩很可怜，便问：“小女娃儿，你家在哪里？”小波回答说：“白公馆。”
王素珍不知白公馆在哪里，但想，能住公馆的，肯定是有钱人。看这女孩的落难相，肯定是因战乱和父母失散了。收摊时，善良的王素珍见小波无处可去，就把她领回家吃饭、洗澡，还换了衣服，就算收养了。
解放后，王素珍出摊时，看到一些人围着摊位旁边墙上贴的一张报议论纷纷。她不识字，便好奇地打听报上写的什么，才得知是寻找一个穿红毛线裤的小女孩。经过仔细对比报上所说的特征，王素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自己前几天捡的那个娃儿吗！
“娃儿，你妈妈找你来啦！”王素珍激动地拉上丈夫，马上收摊，抱起小波，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
解放后的郭德贤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1949年12月4日郭德贤有幸参加了由脱险同志和烈士家属组成的死难烈士遗体的收殓工作，不幸看到了死难烈士的遗体经过几天雨血的浸泡已粘在一起而无法掰开，大多革命烈士被烧得面目全非、蜷缩一团。这种场景令郭老终生难忘，只要一想起此情此景就会老泪长流。
重庆解放后，郭老被组织上安排在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组织部干部科工作，1954年任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部副主任。郭老1983年6月24日被中共重庆市委正式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其党籍和参加革命时间同是1939年8月。30多年来，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郭老三次受到组织审查，“文革”期间被下放到万盛劳动改造，但她至今认为这些遭遇与死难的烈士相比，可谓微不足道。1984年郭老离休，享受副厅级政治、经济待遇。离休后，郭老与刘德彬⑤、孙重等人一起创办了“红岩英烈班”，以“学英烈、全面发展;立壮志，面向未来”为建班宗旨，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现在，年老多病的郭老为弘扬红岩精神四处宣讲，为死难烈士及其家属落实待遇积极奔走、呼吁。
注：①马识途，1915年生于重庆市忠县，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后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
②罗广斌，1924年生于重庆市忠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胞弟，1948年被捕后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文革中含冤去世。
③周居正，建国后任重庆市委党校文化教员，58年被错划成右派，继而因被打成现形反革命而被枪毙。后周的两个儿子主要因背负不起父亲“反革命份子”帽子而自杀。
④杨兴典,河南人，解放前为中美合作所军统特务，曾参与杀害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1949年10月27日在罗广斌等人的策反下释放了罗广斌、郭德贤等革命志士19人。1949年12月初在重庆脱险同志联络处被重庆市军政委员会介绍回原籍工作，“文革”初，被揪回重庆关押12年，要他交待罗广斌、郭德贤等人是叛徒的问题，但杨兴典尊重历史、坚持真理，‘拒不交待’。此举受到人们广泛敬重。
⑤刘德彬，1922年生于重庆垫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先后在云阳、奉节、万县等地从事地下党武装活动，1949年6月与江竹筠一起在万县被捕后关押在重庆渣滓洞，同年11月27日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解放后，刘德彬在重庆市团委、市总工会、市文联工作，1958年曾错划为右派，小说《红岩》未署名作者。1985年刘德彬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2001年病故。
